1864年，麦当劳(Alexander Macdonald)在西角（今屈地街及皇后大道西）成立亚麦当劳公司(A. Macdonald & Co.)。该处的专利船台早在三年前开始筹划，投资额为二万英镑。船台于1869年8月9日由港督麦当奴爵士揭幕，仪式进行时船台上重1,200吨的铁船吉达路那号(Cataluna)发生轻微事故。专利船台于大潮时水深为28呎，能容纳吃水达13呎或重达1,500吨的船只。麦当劳亦专程到苏格兰选购可将250呎长船只拖离水面的辅助机器。麦当劳在1872年11月于苏格兰去世，其专利船台在1874年由山市(G.U. Sands)船长接管。山市船长于卑路乍湾拥有两座专利船台，名为山市船台(Sands Slip)（今山市街），主要负责承建及维修小型船只。1876年，山市去世，在长达近四年的官司完结后，其名下三个专利船台于1877年8月以15万元售予香港黄埔船坞公司。[9]
1870年，离开了于仁船坞公司的安格斯(John Inglis)取得维多利亚铸造厂的控制权，但因经营不善而破产。1880年，分域(George Fenwick)及摩利臣(Morrison)接管其公司，并改名为分域摩利臣公司(Fenwick & Morrison Co.)[10]。分域于1887年成立自己的公司 ── 分域船厂 (Fenwick & Co.)。1896年5月，分域在温哥华逝世，公司由温达宾(W. G. Winterburn)接管。1905年，船厂迁至铜锣湾，以腾出原有地皮建造电车路轨[11]。分域船厂于1912年清盘，物业管理权由林护接收[12]，但他没有继续经营船务，香港第一座船厂亦从此消失。
同样离开于仁公司自立门户的还有史伯(William Bolton Spratt)。他在1867年于谭马士根公司任职船匠，两年后加入于仁船坞公司。在于仁船坞公司与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合并后，他与尔文鲁(Joseph Moses Emanuel)成立史伯公司(W.B. Spratt & Co.)，并在海旁25号（今李节街）设置船厂。该物业属李节所有，史伯公司和李签署了十年的租约。1870年，史伯公司以100港元购下九龙昂船洲对面的一幅地皮兴建船坞。该船坞可分成两个码头，分别为212及234呎长，两者亦可连接成一个长463呎和入口阔85呎的码头。船坞于大潮时水深达23呎6吋，能容纳东京市号(City of Tokio)级数的轮船。船坞于1871年11月展开兴建工程，1875年10月21日开幕；朝圣号(Pilgrim)及比斯号(Ella Beatrice)先后入坞，是首两艘使用新船坞的船只。船坞的客户来自五湖四海，如广东及澳门轮船公司和船东郭甘章（又名郭亚祥）等；新船坞于是命名为大同船坞（今大同新邨的位置）。史伯公司在1879年面临财政危机，需要资金周转，船坞在郭甘章逝世后，于1880年12月转售予香港黄埔船坞公司。
香港早期的船坞主要由外国人经营，也有少量中国人在港岛西区一带兴建船坞。早于1858年，以秦亚飞(Chun Afie)、彭亚华(Pang Awah)、曹亚德(Tso Atak)和梁亨(Leong Hang)为首的一班华人，集资买下海旁90-92号（今东边街、西湖里和紫薇街一带）营运中式船厂。后来人口剧增，加上商业策略转变，这批船厂很快就被其他本地工业所取代。[13]
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垄断市场20年
香港黄埔船坞公司通过与于仁船坞合并和购下山市船厂及大同船坞，终成为本地船坞业巨头，其他位于湾仔的小型船坞只能依靠维修小型船只或转为经营铸造厂维生。1882年，香港黄埔船坞公司计划于红磡建造另一个船坞，并由本地著名工程师丹比(William Danby)负责设计及监督工程。新船坞耗资133,000英镑，当中包括英国政府资助的25,000英镑，条件是船坞须让皇家海军享有20年的优先使用权。因此，这个船坞被称为军坞(Admiralty Dock)。新船坞长550呎，备有各种机器，例如75吨承重吊臂及10吨承重蒸气锤，令该船坞得以垄断业界达20年。
注释
- [9]Hong Kong &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 (Hong Kong: Hong Kong &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 1948), p.5.
- [10]《孖刺西报》，1880年6月1日。
- [11]《德臣西报》，1896年6月16日。
- [12]Smith, Carl T. “Wanchai: in search of an identity” in David Faure, Hong Kong: a Reader in Social Histor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2003), p.171.
- [13]James Hayes, Carl Smith, Helga Werle et al., ‘Programme Notes for Visits to Older Parts of Hong Kong Island (Urban Areas), and to Kowloon, in 1974’, JHKBRAS, 14 (1974), p. 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