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于1685年重新开放港口，并于户部辖下成立粤海关。自此，西方商人开始于中国的主要港口广州进行贸易。贸易于十八世纪持续发展。[1]1757年，清政府宣布广州为唯一对外贸易港，直到鸦片战争结束后才开始五口通商。外商虽然可以从运回其国家出售的茶叶、瓷器及丝绸赚取利润，但却在运来广州销售的棉及羊毛产品上赔本。自十八世纪后期，英国商人开始在中国销售从印度进口的鸦片。鸦片旋即成为能赚取巨大利润的主要进口货品，两国的贸易逆差情况逆转。清政府警觉到入口鸦片不单令白银外流，亦使沉沦毒品的人数增加，于是下令禁止鸦片入口。为了杜绝鸦片贸易，道光皇帝于1839年派遣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重申禁烟法令，遏止鸦片贸易。在林则徐的命令下，广州的鸦片被收缴并于虎门销毁。中英双方敌意渐增，英商船与清水师曾于九龙附近海面爆发小规模冲突。两国开战已是无可避免。[2]
西方人于广州贸易必须遵守清廷所定的多项严格规则。[3]更重要的是，他们只可与官府指定的十三行行商交易。身处广州的英商对这些贸易规则深表不满，遂联手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以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市场，以及取得一个由英国管治和受英国法律保障的岛屿进行贸易。[4]
香港邻近主要外贸港口广州，又位处南中国海岸，具有优越地利，而且港口水深又有遮蔽，不受冬季东北风及夏季西南季候风影响，使其成为上乘之选。自十七世纪末以来，于广州交易的英商已对香港及其下锚位置有一定认识。以广州黄埔为目的地的外洋船只，往往会于瀑布湾（今华富邨）停泊，补充淡水等物资。[5]自十九世纪初鸦片被禁入口开始，外商通常于伶仃岛（或称内伶仃）、龙鼓水道、急水门（即汲水门）及香港港口装卸货物，再行转口。其后双方关系变得敌对，英国商人在撤离广州及澳门后，便于维多利亚港寻找栖身之所。[6]
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上校及其堂兄乔治．懿律(George Elliot)海军少将率领远征军队，于1840年6月到达珠江口，再往北推进占领舟山，并于8月到达天津附近的白河。清贵族琦善获委任为全权代表，负责与英国谈判。可是，英军于1841年1月8日突袭虎门，令广州受到威胁。在英国的武力胁迫下，琦善让步并与英方取得初步共识，包括就割让香港岛予英国寻求清皇帝的同意。[7]尽管并未正式签订条约，以伯麦(Gordon Bremer)准将为首的英国海军于1841年1月26日占领香港岛。双方继续敌对，砵甸乍(Henry Pottinger)爵士于1841年8月取代查理．义律。战事持续，英军于1842年8月进迫南京。清廷承认战败，双方于1842年8月29日签订南京条约，香港自此正式割让予英国。
注释
- [1]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Paul A.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 [2]余绳武、刘存宽：《十九世纪的香港》（香港：麒麟书业有限公司，1994），页20-60。
- [3]Paul A.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 [4]王赓武主编：《香港史新编．上册》（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页60-61。
- [5]Armando M. Da Silva, ‘Fan Lau and Its Fort: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HKBRAS, 8 (1968), p. 83.
- [6]王赓武主编：《香港史新编．上册》，页61。
- [7]同上，页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