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2年10月，英国三桅帆船卡洛琳娜号 (Carolina)奉东印度公司之命驶往澳门氹仔，并于1683年6月抵达，[67]但清廷官员驳回其通商之请，并命其于数日内驶离澳门。出乎意料，当卡洛琳娜号起锚准备离开之时，一些中国帆船驶近并告知船长，或可在大屿山海面秘密交易。该船遂东驶至大屿山，并在那里停留了数个月进行交易。根据现存的卡洛琳娜号航海志，当时船只在大屿山的北岸即急水门的「咽喉」位置下锚。值得注意的是，该下锚位置正好就是竹篙湾以北，即数百年前明朝时期曾有大规模走私活动进行的位置。英国一直想在珠江三角洲东面找寻可媲美澳门的下锚位置，今次终于找到了。
1689年7月，马得拉斯(Madras)总督派遣船舰防御号 (Defence)前往中国至广东装载食糖。该船吨位达730吨，是当时有史以来来华的最大船只。至9月，该船据报在澳门东面15里格（约52英里）处停靠，而该地点可能就是香港水域，且很可能就是六年前卡洛琳娜号曾下锚的地方，[68] 这代表英国贸易商已意识到急水门锚泊位置的优势，并预见此处可成为澳门的替代地点，意义重大。
英国商人也尝试与有潜质的厦门、舟山和宁波进行贸易，企图从中建造「第二个澳门」，但并无太大成就。
为了更深入了解三角洲东岸，英国皇家海军中第一位海道测量师亚历山大．道尔林普(Alexander Dalrymple)奉命跟随贝克(Baker)船长的双桅纵帆船古德洛尔号(Cuddalore)，探索急水门东边的航道。[69] 道尔林普原本是为东印度公司进行秘密任务的官员，所以他明白要勘测他国领海，必须隐蔽行事。他使用一艘船只执行所谓「行驶式」海道调查，透过岸上特征的交叉方位，同时进行水深探测，为船只定位，成功通过了急水门，转向南方行驶，并发现通往大海的新航路。过程中，他航经香港的港口，并将该岛称为「Fang Chin Chow」。他于1754年出版的海图增加了英国对该区域的地理认识，而英国也是唯一拥有如此珍贵海道资料的国家，对具有优势的港口和下锚地点都了如指掌，其他竞争国家对此则一无所知。当中国于1757年宣布广州为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港时，这些珍贵资料为英国船只带来极大优势。[70]
继道尔林普勘测后，东印度公司于1806年派遣另一名海道专家霍斯伯格(James Horsburgh)前来，对整个三角洲地区作全面海事勘测。其报告强调急水门的优越锚泊位置，以及博寮峡[71]（即今日的南丫海峡）的遮蔽海域。调查发现，尖沙咀周围的水域能容纳各类型船只，具有潜力成为航运的避风港。而进入该港口的入口鲤鱼门，只要在适当位置架设炮台，亦易于防守。
1816年，英皇派遣阿美士德爵士(Lord Amherst)来华执行另一项外交任务，他率领的旗舰号(Alceste)，由数艘战舰和调查船护航。舰队前往天津途中，停驻于香港附近的担杆列岛，并派遣小型船只到香港仔的瀑布补充新鲜食水。该小海湾连同附近区域称为「香港」，该名可能是附近一个村庄的名字。[72] 自此，「香港」之名就被沿用指整个岛屿。
二十年后的1830年代，英国官方催促外交部长格雷伯爵(Earl Grey)派遣战舰夺取一个邻近珠江三角洲的岛屿，即香港岛，一个在多方面具有优良条件的岛屿。[73] 自那时起，用来走私鸦片的英国飞剪船便将鸦片放在急水门附近、伶仃岛或尖沙咀对出水域锚泊的趸上。
林则徐的副将邓廷桢向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发出外交照会，抗议英国在中国海域储存、运送及走私违禁鸦片：「据大鹏营参将，澳门同知，香山协县先后禀报，磨刀外洋及九洲沙沥、鸡颈、潭仔各洋面，共泊趸船二十五只。于七月二十九、三十、八月初三、初四等日，该趸船陆续由磨刀移泊尖沙咀洋面十九只，由九洲沙沥移泊尖沙咀二只，由鸡颈移泊尖沙咀一只。」[74]
此外交记录无疑揭示了英国欲长期利用尖沙咀港口作为贸易据点的野心。
中国早于1729年已有绍令禁止鸦片，并于1796再次颁布该禁令。中国在1800年明令禁止鸦片进口，[75] 但民间仍有大量鸦片透过非法交易与走私，经英国商人之手流入中国，且数量上升的速度相当惊人，从1820至1821年的4,244箱，增至1830至1831年的18,956箱；直到1835年之后，数量竟飙升至每年超过30,000箱。[76]
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极力阻止所有与鸦片有关的活动。据历史学家范岱克(Paul Van Dyke)所言，当林则徐抵粤强制执法：「为了走避查禁，外国人开始在中国沿海找寻避风港，以便在形势危急时撤退。在对各地点进行研究后，认为香港应为最佳撤退地点。因为该港口曾经用作秘密交易之地点，而且该处也是熟悉的避风地点。」[77]
1839年，清廷命英人撤离澳门。早已作好准备的英人，没有收拾行囊返回印度，反而移往停驻在尖沙咀的船上。
不久后，他们已不需离开，因为历史已经为香港翻开崭新的一页。
在红香炉水汛的残迹几乎消失殆尽的同时，尖沙咀附近以及香港周围的海事活动转由新设于约1843年的船政厅管理。该香港政府部门其后改称「海事处」，负责管理及发展这个重要港口及其附近海域，并在这170多年间成功将维多利亚港提升为世界一流的港口。香港海事处的历史由以卓越的远见、优秀的管理、绝佳的联络网和不断的努力交织而成，亦见诸以下的章节。
注释
- [67]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1929), pp. 50-51.
- [68]同上，页78。
- [69]G. S. Ritchie, The Admiralty Chart: British Naval Hydrograph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Hollis & Carter, 1967), pp. 11-12.
- [70]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页91-92。
- [71]G.R. Sayer, Hong Kong, 1841-1862: Birth, Adolescence and Coming of Ag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3-24.
- [72]同上，页25-29。
- [73]余绳武、刘存宽：《十九世纪的香港》（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32；Irish University Press Area Studies Ser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30’, Correspondence…relative to the Opium War in China, 1840 (Shannon: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265-266.
- [74]余绳武、刘存宽：《十九世纪的香港》，引用自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页120。
- [75]马士著，张汇文等译：〈大事年表 ── 一八三四至一八六零年冲突时期〉，载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页6-7。
- [76]Michael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Appendix 1, p. 221. 对于鸦片数字的中文资料附注，请参见：梁廷枏：《夷氛闻记》（1853年出版资料来源为印度海关记录）。道光13至18年间(1833-1838)，光是印度Bengal地区，记录中就有67,033箱鸦片的运送目的地为中国，且数量由1833年的7,598箱攀升至1838年的16,297。Bengal因这项贸易须向英国缴交的税额，每年高达315万。此数据并不包括其他鸦片出口地区（如孟买、加尔各答、贝拿勒斯）的数据。
- [77]Paul A.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