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越来越多欧洲人抵达华南进行贸易，到清朝中期，国外的强势海事能力已明显对中国带来极大威胁，迫使清廷加强始于明朝的沿海防御工事。
1394年，明朝洪武帝下令广东沿海成立防御海盗的绿营兵团，由副使统领。[38] 为此，香港拨归东莞管辖。[39] 当时建造了两座具有双层护墙的城寨，一座在南头，另一座在大鹏，各有数百名士兵驻守，负责防卫陆上及海上安全。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实施的广东海防制度将香港地区划入「中路」范围，因此香港被视为省会广州的前线堡垒，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40]
其后官富巡检司于东九龙军事基地建成后，将香港地区纳入其防御范围，并有50名弓箭手驻守。[41] 其他的海防基建，包括烽堠等，则建于沿海重要的战略地点。[42]
除了陆上的防御工事，水师军力也加入部署并纳入防御系统。香港附近海域由部署在大鹏的武装帆船进行巡逻。自葡萄牙人登陆澳门后，明朝政府加强香山的水师战力，以监视外国人的一举一动。香山的水师可以巡逻珠江口，在大屿山的大澳和大军「会哨」。[43]
明朝末年，南头和香港地区不再隶属于东莞，而是升格成为一个独立的县，名为新安县，并以高墙坚磐的南头城为新县的县治，此行政架构一直延续到清朝。香港海域的水师巡逻队由大鹏派驻，而屯门地区则由南头派遣的帆船守卫。[44]
1810年，清廷平定盘据在东涌的海盗后，发觉从西大屿山到大鹏的航行距离太远，水师巡逻队难以发挥效用，于是决定在东涌另筑兵房，名为大鹏右营。该建筑至今仍然存在，亦称「东涌炮台」。[45]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澳门的防御事务备受朝廷关注，清廷并未忽略三角洲地区东岸的重要性。1836年，当英国商人以及鸦片贩卖的问题一再出现，官方即加强三角洲东面的防卫，建立了五个重要的营汛，分别为：盐田汛、沱泞炮台、九龙炮台、红香炉水汛及大屿山炮台，全部由大鹏营负责管理。[46]
自1730年陈伦炯的《沿海全图》使用「红香炉」一词，现今的香港岛便被冠以「红香炉」之名。直到1841年，「红香炉」这名字一直广泛在地图及文件中使用。
文献记载显示，香港自嘉靖年间（1796-1820）已有汛站存在，[47]但直至道光年间（1821-1850），「水汛」一词才被特别强调，和一般的「亭步汛」有所区分。
香港的汛站一度称作「营汛」，其地位更形重要，且支配更多资源。正因如此，负责佛堂门至急水门之间重要水路的巡逻任务船只，并非从大鹏营派出。根据《广东通志》记载，红香炉水汛有军人驻守，包括一名军官千总与一名外委，除此之外，还配有可用来进行巡逻任务的米船。[48] 由此可见，香港是其中一个在珠江口东岸规模最庞大的外岛汛站。
在地图中，红香炉水汛绘有围栅，防御线之内有公共建筑物、烽堠与哨兵高塔各一座。相较东北面盐田汛的设置，围栅内并无公共建筑物；再往北面，位于铁江塘的汛站则无任何烽堠设施。由此可见，红香炉水汛作为一个防御、行政与水汛之地，都较其他汛站更为完备。
图1：《广东沿海统属图》显示沿海的红香炉与其他汛站。
水汛肩负多种任务，包括调节海上运输交通。就这项功能来看，红香炉的地位更显重要，因为其位置横跨广州与北方各省间的主要沿海交通水路。汛站官员会查问来往船只的航行目的、船上货物性质、税务文件以及乘客与船员名单。清初颁下圣旨，鼓励官员搜查违禁货物，成功拦截非法货物者，可得到等同于没收货品一半价值的奖赏。[49]
此外，汛站也发挥海关检查站的作用，负责为当地居民拥有及营运的船只发行通行证。[50] 汛站同时也是巡逻站，其船只定期于周遭水域进行巡逻。有海事意外发生时，水汛亦会成为救援中心。[51]
尽管其重要性极高，红香炉水汛仍由大鹏营的水师提督直接统领。
清朝初期，为增强广东的沿海防御系统，官方采取了多项积极措施。雍正年间，官方于大鹏兴建一座兵工厂，并于乾隆年间新增一座弹药库。[52] 只可惜清末时朝廷财政紧绌，以致用作建造与维修水师船舰的经费有限。[53]
海盗张保于1810年归降时，大部分船艇（约200艘以上）迅速被沿海各水师驻站瓜分，以补充原来不足的战力。[54] 至道光年间，大鹏营的船队只由三艘「大米船」、两艘「中米船」和两艘「捞缯船」组成；而其位于东涌的分支大鹏右营则有两艘「大米船」、两艘「中米船」和一艘「捞缯船」。也就是说，只有九艘装备不全的帆船和三艘小型近海舢舨负责巡逻及维持沿岸地区（包括大鹏湾至珠江三角洲的离岛）安全。[55] 与此同时，外国商人利用速度可轻易超越政府船只速度的特制「快蟹」划艇，将鸦片走私到中国赚取暴利。因应这些非法海运活动，大鹏营指令东涌的船舰，集中巡逻大屿山北边海面的急水门至屯门一带。[56]
图2：西方画家描绘东涌海战中的「米船」。
图3：图片描绘用作走私的「快蟹」划艇。
有关红香炉水汛在香港岛的确实位置，《广东图说》指该水汛位于岛屿的东方。[57] 1841年5月15日出版的《香港辕门报》公布了一些重要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岛上最大的城镇为赤柱（Chuck Chu[58]，今英文名称为Stanley），有2,000名居民，其次为拥有1,200名居民的筲箕湾。在较小型村落之中，有一个名为红香炉的村庄，只有50名居民。本地学者发现一块1868年的石刻记录了铜锣湾天后庙的重修工程。[59] 根据该石刻记载，该庙原名「红香炉天后庙」[60]，表示该处定必靠近或甚至可能是红香炉水汛的一部分。与大多数临海而建的天后庙不同，该庙坐落在山腰上，正好是一个视野绝佳的制高点，可俯视观察港内船只。大殿内悬挂著一个1727年（雍正五年）制的青铜大钟，凸显出「红香炉天后庙」的悠久历史，该铜钟也是香港最历史悠久的文物之一。
图4：《广东图说》指出红香炉水汛位置。
注释
- [3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1。
- [39]王崇熙：《新安县志》，页26。
- [40]卢坤、邓廷桢：《广东海防汇览》，卷二，舆地一，险要一，页31。
- [41]卢坤、邓廷桢：《广东海防汇览》，卷六，职司一（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页196；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三，页5；茅元仪：《武备志》，卷213，页6。
- [42]靳文谟：《新安县志》，卷八，兵刑志、墩堡之南头寨条。
- [43]严如熠：《洋防辑要》，卷二：「…香山协副将与吴川营都司会哨于广海大澳，龙门协副将与海口营参将会哨于白沙，其总巡以及各营分巡定期会哨」。
- [44]王崇熙：《新安县志》，卷十，经政四、兵制。
- [45]卢坤、邓廷桢：《广东海防汇览》，卷32，方略21，炮台二。
- [46]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十，兵卫；王崇熙：《新安县志》，卷十，经政四、兵制。
- [47]萧国健：《清代香港之海防与古垒》（香港：显朝书室，1982），页2；王崇熙：《新安县志》，卷十一，经政略、大鹏所防守营条。
- [48]阮元：《广东通志》，卷175，经政略，兵制三、大鹏营条。
- [49]梁廷枏：《粤海关志》，卷十七，禁令一，〈苛勒之禁〉。
- [50]阮元：《广东通志》，卷124，海防二：「所有器械，俱须凿錾船户姓名，号数，开载照票，税关先验州县印照明白方许给牌，如有言给照州县给照之例处分，汛口盘查挂号，文武官弁疎纵及勒索者，发觉俱降二级。」可见汛口亦担当海关之挂号任务；卢坤、邓廷桢：《广东海防汇览》，卷33，方略二十二，保甲：「乾隆21年，…沿海州县指各港小渔船只逐一彻底清查，换给印照。…书交营泛收执」。
- [51]Wang Gungwu and Ng Chin-keong ed., Huang Guosheng,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in Transition, 1750-1830’, in Maritime China in Transition 1750-1850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4), pp. 169-189. (西安被列为广东海关其中一个海关站，而当时从广东到福建和其他北方行省的沿海贸易，从1750年后逐渐兴盛，于是成立了部分专门负责沿海贸易的海关分站，但并未留下任何分站名称的记录，我们可以假设红香炉位于沿海贸易的重要北向航路上，故应扮演此海关网络中的主要角色。)
- [52]阮元：《广东通志》，卷130，建置略六。
- [53]卢坤、邓廷桢：《广东海防汇览》，卷11，财用二，积贮：「玆据奏称该省添做米艇，配制炮械及添拨弁兵，修理旧船，给发口粮等项，需费繁多，所有留粤支用之盐关盈余及武职空缺养廉、田房税羡各项银两，支用不敷」。
- [54]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十，兵卫十四。
- [55]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十，兵卫四十二。
- [56]同上。
- [57]《广东图说》，卷十三，新安七：「香港岛旧有居民数十户，东有红番炉汛，东南有赤柱汛」。
- [58]赤柱之英文名称于1845年3月13日由Chuck Chu改为Stanley。请参见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 Kong Gazette, 15 March 1845.
- [59]科大卫等编：《香港碑铭汇编》，第一册（香港：香港市政局，1986），页129。
- [60]James Hayes, ‘Hong Kong Island before 1841’,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JHKBRAS), 24 (1984), p. 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