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後，農民生活愈見困難，叛亂在南方省份也愈見頻繁。面對生活不穩和日益貧窮的環境，廣東與福建的年輕一輩紛紛出外尋找機會。適逢加州（中國人稱金山或舊金山）於1849年和澳洲（人稱新金山）於1851年發現金礦，大量廣東人與福建人前往當地金礦工作。數據顯示，1855年共有14,683名中國移民經香港前往外國，至1858年數字更達到15,810名。[27]據E J Eitel統計，早於1852年已有30,000名中國勞工前往加州。[28]至1860年代，於加州工作的中國勞工增至151,000名，當中大部分是廣東人。[29]另一項統計則指出，在1848至1857年間，共有23,928名中國勞工由香港前往古巴。[30]與此同時，在人手需求下，數以千計的中國勞工於1850年代前往東南亞、中美及南美，在橡膠、錫、棉花、煙草、甘蔗及咖啡等工場工作。由1851至1872年，自香港前往美洲、澳洲及東南亞的苦力攀升至320,349人。[31]香港成為大多數南中國勞工前往外國的港口。
前往外地的中國勞工可分為「自主移民」及「合約苦力勞工」，大部分屬後者，並歷盡艱苦。他們在離境前會被關起來，並在不人道的環境下被運往不同地方。運載他們的船隻大多超載，勞工死亡率甚高。由於中國移民所受到的惡劣對待引起了香港與英國的關注，殖民地政府在1854年設立出境官一職，專責處理有關事宜，並由1855年起通過多條條例，以改善勞工於船上的環境。很多本地及外國公司，包括兩家主要英國企業渣甸洋行及顛地洋行，皆參與這有利可圖但臭名昭著的貿易。由於中介人只須付出117至190元（銀元）的成本，便可將一名苦力運往秘魯或其他西印度地區，而種植場主人會為每名苦力支付350至400元，因此運送一名苦力所得利潤達200元。[32]根據研究苦力貿易的中國學者提供的數據，在1851至1875年間，一家參與苦力貿易的私人公司可賺取總計8,400萬元的利潤，平均每年達330萬元。[33]受惠於苦力貿易，香港在1854至1859年間平均每年增加487艘出入境船隻，共251,350噸，每年平均增長68%。[34]移民人數在其後數十年繼續增加，持續成為香港航運業增長的主因之一。
註釋
- [27]
Endacott, An Eastern Entrepot, p. 132.
- [28]
E. J. Eitel, Europe in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59.
- [29]
余繩武、劉存寬：《十九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235。
- [30]
同上。
- [31]
同上，頁237。
- [32]
同上。
- [33]
同上。
- [34]
E .J. Eitel, Europe in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