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時期，中國的造船技術突飛猛進。科技的進步也使冶金術有所突破，工匠因而能鑄造出堅固耐用的鐵製工具，例如鐵鋸、鐵釘和鐵斧。這些工具大大提升了船匠建造龐大船隻的技術。海上運輸不久便成為普及的運輸方式，當中尤以貨運為大宗。廣東三角洲一帶土地肥沃，盛產稻米，當地米商利用水路將稻米運至福建。福建商人則會將其土產，例如瓷器與鐵器等經船隻運返廣東。宋朝時期由於廣東與福建之間海上運輸大為興旺，朝廷因而在香港海港東面入口，即當時的佛堂門設立海關汛站，位置距離今天的東龍洲不遠之處。[6]該海關汛站的確實位置眾說紛紜，有指位於天后廟旁，另一說設於佛頭洲的小島上。這小島如今已藉填海而成為將軍澳的一部分。不論其確實位置所在，該海關汛站確是香港地區內首個見載於史籍，專責向途徑香港的船隻作檢查、規管及徵收稅款的政府機關。
隨着貨物運輸的流通，大量移民相繼從北方湧至。福建蒲田的林氏遷至彭家圍（即現今黃大仙的大磡村）就是顯例。[7]
在林氏族譜記錄之中，有一則記載昔日林氏從福建到香港通商的資料：船隻遇上暴風雨，在香港港口外沉沒。當時林氏一眾男丁緊抱着海上守護神亞媽木神像不放，最終平安上岸。為酬謝神恩，林氏在東龍洲蓋建了一座石塔，供奉亞媽。石塔已不存在，現址今建有一座天后廟。
錦田鄧氏的祖先也在當上本地官吏後，擇居此處。雖然鄧氏可能並非循水路遷居香港，不過其祖先在定居錦田前，曾用船艇在本地詳細勘察。[8]
隨着本地人口增加，經濟活動也日趨頻繁。早於宋朝，九龍灣沿岸已開闢了多片鹽田，古稱官富場。食鹽產量上升時，部分會運往內陸地區，尤其是粵北及以外的地區，有些時候更取水路運抵廣西的梧州及沿西江再上。由於鹽業能為國庫帶來龐大的收益，宋朝的官員因而非常重視食鹽的生產、銷售與分配。朝廷會委派一位鹽官管理上述活動，確保食鹽能以船隻有序地運到高需求的地區。由於鹽官的官位所在，官富場其後改稱官富寨。[9] 在明朝初年，現今的九龍東部曾重整為軍事汛站，稱為官富巡檢司。
採集海珠也曾經是本地一項重要的海事作業，主要見於大步海（現今大埔吐露港）一帶。本地採珠始於五代，起初由官方營運，其後基於各種原因，朝廷間歇地禁止採珠。至明朝期間，由於合浦出產的珍珠品質較佳，大埔的養蠔採珠作業因而日漸式微。[10]
宋朝末年，蒙古人攻陷宋朝首都臨安，入主中原，宋帝與一眾隨員逃往南方，香港成為福建與廣東之間沿岸的交通命脈。馬皇后與年輕的宋帝昰及其年幼的弟弟趙昺乘船南逃。在1276年一個寒風凜冽的冬季，船隊順着東北季候風南下，在溫州與泉州等重要港口暫時停靠。不過地方官員為求自保，拒絕為他們提供安身之所。1276年末，當船艦駛至廣東沿岸，近佛堂門一帶時，丞相陳宜中毅然下令船艦由東南方轉向往西航行，駛過狹窄的佛堂門，進入波瀾不興的香港海域。雖然沒有大張旗鼓，但官富的百姓得悉皇室隨員到來後，即撐著舢舨出迎。皇室成員隨即在現今九龍灣一帶安頓下來。他們曾四出蒐集興建宮殿的建築材料，明顯有意停留一段較長的時間。
但不久之後，探子回報蒙古追兵即將發動攻擊，宋帝短暫停留約兩個月後再次逃命。根據文獻記載，皇室隨員之後抵達淺灣，相信即今天的荃灣。蒙古將軍劉深不久即派來探子偵測，以作追撃。在千鈞一髮之際，皇室隨員趕緊將船艦駛離香港水域，一直往北駛入珠江。[11]
註釋
- [6]舒懋官、王崇熙：《新安縣志》，卷四，山水略，1819；曹家齊：〈宋朝限定沿海發舶港口問題新探(初稿)〉，載於嶺南宋史研究會、嶺南大學合辦：《十至十三世紀中國的政治、文化與社會學術研究會學術報告》，2012，頁71-78。
- [7]Lo Hsiang Lin, Hong Kong and its External Communications before 1842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1963), pp. 121-122.
- [8]靳文謨：《新安縣志》，卷十，人物志，僑寓，1688；羅香林：《1842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第二章，註25（香港：中國學社，1959），頁43。
- [9]盧祥重修：《東莞志》，卷三，合屬衙門、巡檢司，1457-1464；靳文謨：《新安縣志》，卷十，田賦志，鹽課，1688；饒宗頤：《九龍與宋季史料》，卷四（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59），頁38-39。
- [10]Lo Hsiang Lin, Hong Kong and its External Communications before 1842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1963), pp. 41-48.
- [11]饒宗頤：《九龍與宋季史料》，卷三（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59），頁25-32；羅香林：《1842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第四章（香港：中國學社，1959），頁68-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