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突飞猛进。科技的进步也使冶金术有所突破，工匠因而能铸造出坚固耐用的铁制工具，例如铁锯、铁钉和铁斧。这些工具大大提升了船匠建造庞大船只的技术。海上运输不久便成为普及的运输方式，当中尤以货运为大宗。广东三角洲一带土地肥沃，盛产稻米，当地米商利用水路将稻米运至福建。福建商人则会将其土产，例如瓷器与铁器等经船只运返广东。宋朝时期由于广东与福建之间海上运输大为兴旺，朝廷因而在香港海港东面入口，即当时的佛堂门设立海关汛站，位置距离今天的东龙洲不远之处。[6]该海关汛站的确实位置众说纷纭，有指位于天后庙旁，另一说设于佛头洲的小岛上。这小岛如今已藉填海而成为将军澳的一部分。不论其确实位置所在，该海关汛站确是香港地区内首个见载于史籍，专责向途径香港的船只作检查、规管及征收税款的政府机关。
随着货物运输的流通，大量移民相继从北方涌至。福建蒲田的林氏迁至彭家围（即现今黄大仙的大磡村）就是显例。[7]
在林氏族谱记录之中，有一则记载昔日林氏从福建到香港通商的资料：船只遇上暴风雨，在香港港口外沉没。当时林氏一众男丁紧抱着海上守护神亚妈木神像不放，最终平安上岸。为酬谢神恩，林氏在东龙洲盖建了一座石塔，供奉亚妈。石塔已不存在，现址今建有一座天后庙。
锦田邓氏的祖先也在当上本地官吏后，择居此处。虽然邓氏可能并非循水路迁居香港，不过其祖先在定居锦田前，曾用船艇在本地详细勘察。[8]
随着本地人口增加，经济活动也日趋频繁。早于宋朝，九龙湾沿岸已开辟了多片盐田，古称官富场。食盐产量上升时，部分会运往内陆地区，尤其是粤北及以外的地区，有些时候更取水路运抵广西的梧州及沿西江再上。由于盐业能为国库带来庞大的收益，宋朝的官员因而非常重视食盐的生产、销售与分配。朝廷会委派一位盐官管理上述活动，确保食盐能以船只有序地运到高需求的地区。由于盐官的官位所在，官富场其后改称官富寨。[9] 在明朝初年，现今的九龙东部曾重整为军事汛站，称为官富巡检司。
采集海珠也曾经是本地一项重要的海事作业，主要见于大步海（现今大埔吐露港）一带。本地采珠始于五代，起初由官方营运，其后基于各种原因，朝廷间歇地禁止采珠。至明朝期间，由于合浦出产的珍珠品质较佳，大埔的养蚝采珠作业因而日渐式微。[10]
宋朝末年，蒙古人攻陷宋朝首都临安，入主中原，宋帝与一众随员逃往南方，香港成为福建与广东之间沿岸的交通命脉。马皇后与年轻的宋帝昰及其年幼的弟弟赵昺乘船南逃。在1276年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季，船队顺着东北季候风南下，在温州与泉州等重要港口暂时停靠。不过地方官员为求自保，拒绝为他们提供安身之所。1276年末，当船舰驶至广东沿岸，近佛堂门一带时，丞相陈宜中毅然下令船舰由东南方转向往西航行，驶过狭窄的佛堂门，进入波澜不兴的香港海域。虽然没有大张旗鼓，但官富的百姓得悉皇室随员到来后，即撑著舢舨出迎。皇室成员随即在现今九龙湾一带安顿下来。他们曾四出搜集兴建宫殿的建筑材料，明显有意停留一段较长的时间。
但不久之后，探子回报蒙古追兵即将发动攻击，宋帝短暂停留约两个月后再次逃命。根据文献记载，皇室随员之后抵达浅湾，相信即今天的荃湾。蒙古将军刘深不久即派来探子侦测，以作追击。在千钧一发之际，皇室随员赶紧将船舰驶离香港水域，一直往北驶入珠江。[11]
注释
- [6]舒懋官、王崇熙：《新安县志》，卷四，山水略，1819；曹家齐：〈宋朝限定沿海发舶港口问题新探(初稿)〉，载于岭南宋史研究会、岭南大学合办：《十至十三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学术研究会学术报告》，2012，页71-78。
- [7]Lo Hsiang Lin, Hong Kong and its External Communications before 1842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1963), pp. 121-122.
- [8]靳文谟：《新安县志》，卷十，人物志，侨寓，1688；罗香林：《1842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对外交通》，第二章，注25（香港：中国学社，1959），页43。
- [9]卢祥重修：《东莞志》，卷三，合属衙门、巡检司，1457-1464；靳文谟：《新安县志》，卷十，田赋志，盐课，1688；饶宗颐：《九龙与宋季史料》，卷四（香港：万有图书公司，1959），页38-39。
- [10]Lo Hsiang Lin, Hong Kong and its External Communications before 1842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1963), pp. 41-48.
- [11]饶宗颐：《九龙与宋季史料》，卷三（香港：万有图书公司，1959），页25-32；罗香林：《1842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对外交通》，第四章（香港：中国学社，1959），页68-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