嘗試駐守岸上

英國皇家海軍在1841年1月25日於香港水坑口（今水坑口街）登陸後，旋即嘗試尋找合適地點建立防線。可是，1843年5月底爆發的疫症奪去包括山侯士(H. le Fleming Senhouse)爵士在內多名駐守西營盤的海軍的性命；7月21日吹襲的颱風亦摧毀了所有軍營棚所，令海軍不得不將其駐岸軍人撤回戰船。其間，皇家軍船米頓號(HMS Minden)曾一度改為軍用醫院，並稱為「海軍接待船」(receiving ship)^[28]。到了1849年，海軍才在麥禮(Thomas McKnight)領導下，於西角(West Point)建成第一座倉庫。

建造海軍船塢 ── 軍事考量大於經濟考量

在英國軍部確認須在香港設置軍營後，倫敦的軍部隨即委任愛秩序(Edward Aldrich)少校為香港首名皇家工程指揮官。

根據愛秩序所述，規劃作軍事用地的範圍由現今的長江集團中心延伸至太古廣場。另一方面，砵甸乍爵士則從經濟角度出發考慮土地規劃，於1843年7月6日指令量地主任歌頓提交一份城市規劃報告，並要求愛秩序考慮該份報告；結果愛秩序拒絕就其軍事用地的計劃作出讓步。砵甸乍指出，愛秩序的規劃是以城市的「黃金地段」作為軍事發展，浪費了寶貴的土地資源。儘管砵甸乍爭取有關地段的計劃不獲接納，他仍然爭取在離職前於香港寄出最後一封信以表明心聲：「我再次重申，本人一心只為殖民地着想 ── 即使愛秩序的計劃得以實行，本人亦不會留在香港妨礙工作落實。」^[29]

1858年，海軍船塢（今金鐘）尚未成形，只有一個原始的登陸用碼頭。船塢的軍營設有醫院、教堂、倉庫及宿舍，自給自足。雖然海軍成功駐守陸上，但隨着城市發展，政府及商界認為市中心這幅海軍用地越來越礙眼。

從1859年的海軍名冊(Navy List)可見，當年香港曾建有皇家糧倉(H.M. Victualling Yards)及船塢。其中，皇家糧倉負責儲存乾貨，而船塢則儲存維修船隻的機器及零件。雖然當時港島北面海岸建有數個船台，但服務對象主要為私人擁有的船隻。然而，自1860年起，香港仔船塢預留位置供戰船保養及維修，降低了皇家海軍建立自己船塢的意欲。

1858年3月2日，皇家加爾各答號(HMS Calcutta)的船長荷士(W.K. Hall)指出，九龍半島能夠提供更多海岸防線，而且昂船洲是個理想的檢疫站地點，亦可以加強對香港的防衛，因此建議將海軍碼頭移至九龍半島^[30]。當英國於1860年接管九龍時，海軍部、戰爭部、殖民地部及香港政府向內政部提交三份有關九龍半島土地用途的報告，令英國政府再次探討軍事及商業用地的分配問題。經過長達四年的商議，軍方再次爭取到最多的土地，並建立九龍海軍船塢（今尖沙咀一帶）。

海軍船塢的發展 ── 軍事及商業利益之間的衝突

奇力(Henry Kellet)爵士於1871年4月18日向英國申請將海軍船塢原地擴建，以加建一個木製碼頭及船台。該建議獲批准落實。

1874年的颱風將皇家炮艇花馬號(HMS Flamer)吹向船塢西面，撞向警隊的浴棚及賽艇會的船屋。港督堅尼地(Arthur Edward Kennedy)爵士建議重建海旁時，量地官裴樂士(J. M. Price)指出船塢的位置將整個城市一分為二，令陸上交通未能貫通，應該設法改善。有鑑於船塢對出位置發現大量淤積物，裴樂士建議在該地區填海，建造彎路減少淤積，並興建一個盆地供上落貨。此外，亦可以考慮加裝一座迴旋橋，以方便較大型的船隻進出船塢^[31]。由於海軍部不願意支付三分之二的船塢建造費，計劃最終擱置^[32]。

嘗試重置海軍船塢

1881年9月，歌仕文(Colonel Crossman)建議搬遷海軍船塢。他致函港督軒尼詩(John Pope Hennessy)爵士，提議將海軍船塢遷往銅鑼灣，但於1882年3月遭海軍部拒絕。其後，港督寶雲(George Ferguson Bowen)爵士因應退休衞生工程顧問翟維克(Osbert Chadwick)的建議，再次提出將東面及西面海旁連接起來，該議案於1883年6月27日呈交英國審批。

港督寶雲爵士根據裴樂士早前的計劃書，要求海軍及軍部 (Naval and Military Department) 分三年每年支付10,000英鎊以負責三分之一的工程費用。這次軍方反建議一個須投放64,000英鎊的填海計劃。結果，填海工程雖然在1885年1月獲同意落實，計劃興建的道路工程卻因而被延誤。

隨着港島的海軍船塢重建計劃落實，皇家軍船艾曼紐號(HMS Victor Emanuel)的指揮官莫倫(George Digby Morant)也於1885年8月17日提出擴建九龍海軍船塢的要求。然而，香港政府堅持以市場價格計算地價，海軍部於1886年4月7日因土地價格問題放棄該計劃。

由於九龍西面海岸仍有空置土地，香港政府在1887年6月8日再次提出將海軍船塢由香港島遷至九龍，並得到指揮官莫倫的支持。然而，海軍部於1887年11月5日的回覆中指出「九龍海軍船塢向海的位置較位於港島海軍船塢更為開揚，故九龍海軍船塢存在遭受炮擊的安全問題……故不能接納有關建議。」^[33]

遮打(C. P. Chater)爵士^[34]於1887年7月13日致函署理輔政司史超域(F. Stewart)，提出「中環海旁填海計劃」。五日後，自港督堅尼地時代已參與海軍船塢發展的裴樂士在其撰寫的報告中總結情況如下：「自麥當奴爵士以來，歷任港督皆致力延展海旁海軍船塢及軍營的前濱，可惜每次皆不能成功，致使公眾利益受損。在重大阻力下，繁榮如此的維多利亞城實不應年復一年地將時間浪費在這議題上……海軍部對海旁連接計劃即使未至於反對，但也可說是漠不關心，這種態度很易理解，因海軍於此計劃實無實際利益……」^[35]

由此可見，香港政府對船塢發展純粹出於經濟考慮，軍方則從軍事角度出發，態度涇渭分明。

1891年12月，李察士(Frederick William Richards)海軍上將提出一個海軍讓步方案 ── 擴闊及拉直皇后大道，但該計劃於1895年11月被布拿(Alexander Buller)海軍上將駁回。

1896年4月2日，海軍部在確認擴建海軍船塢的同時，同意擴闊皇后大道^[36]，並於1897年修訂海軍條例，將「擴建香港海軍船塢」包括在內，以取得工程建造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