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麥當勞(Alexander Macdonald)在西角（今屈地街及皇后大道西）成立亞麥當勞公司(A. Macdonald & Co.)。該處的專利船台早在三年前開始籌劃，投資額為二萬英鎊。船台於1869年8月9日由港督麥當奴爵士揭幕，儀式進行時船台上重1,200噸的鐵船吉達路那號(Cataluna)發生輕微事故。專利船台於大潮時水深為28呎，能容納吃水達13呎或重達1,500噸的船隻。麥當勞亦專程到蘇格蘭選購可將250呎長船隻拖離水面的輔助機器。麥當勞在1872年11月於蘇格蘭去世，其專利船台在1874年由山市(G.U. Sands)船長接管。山市船長於卑路乍灣擁有兩座專利船台，名為山市船台(Sands Slip)（今山市街），主要負責承建及維修小型船隻。1876年，山市去世，在長達近四年的官司完結後，其名下三個專利船台於1877年8月以15萬元售予香港黃埔船塢公司。[9]
1870年，離開了于仁船塢公司的安格斯(John Inglis)取得維多利亞鑄造廠的控制權，但因經營不善而破產。1880年，分域(George Fenwick)及摩利臣(Morrison)接管其公司，並改名為分域摩利臣公司(Fenwick & Morrison Co.)[10]。分域於1887年成立自己的公司 ── 分域船廠 (Fenwick & Co.)。1896年5月，分域在溫哥華逝世，公司由溫達賓(W. G. Winterburn)接管。1905年，船廠遷至銅鑼灣，以騰出原有地皮建造電車路軌[11]。分域船廠於1912年清盤，物業管理權由林護接收[12]，但他沒有繼續經營船務，香港第一座船廠亦從此消失。
同樣離開于仁公司自立門戶的還有史伯(William Bolton Spratt)。他在1867年於譚馬士根公司任職船匠，兩年後加入于仁船塢公司。在于仁船塢公司與香港黃埔船塢公司合併後，他與爾文魯(Joseph Moses Emanuel)成立史伯公司(W.B. Spratt & Co.)，並在海旁25號（今李節街）設置船廠。該物業屬李節所有，史伯公司和李簽署了十年的租約。1870年，史伯公司以100港元購下九龍昂船洲對面的一幅地皮興建船塢。該船塢可分成兩個碼頭，分別為212及234呎長，兩者亦可連接成一個長463呎和入口闊85呎的碼頭。船塢於大潮時水深達23呎6吋，能容納東京市號(City of Tokio)級數的輪船。船塢於1871年11月展開興建工程，1875年10月21日開幕；朝聖號(Pilgrim)及比斯號(Ella Beatrice)先後入塢，是首兩艘使用新船塢的船隻。船塢的客戶來自五湖四海，如廣東及澳門輪船公司和船東郭甘章（又名郭亞祥）等；新船塢於是命名為大同船塢（今大同新邨的位置）。史伯公司在1879年面臨財政危機，需要資金週轉，船塢在郭甘章逝世後，於1880年12月轉售予香港黃埔船塢公司。
香港早期的船塢主要由外國人經營，也有少量中國人在港島西區一帶興建船塢。早於1858年，以秦亞飛(Chun Afie)、彭亞華(Pang Awah)、曹亞德(Tso Atak)和梁亨(Leong Hang)為首的一班華人，集資買下海旁90-92號（今東邊街、西湖里和紫薇街一帶）營運中式船廠。後來人口劇增，加上商業策略轉變，這批船廠很快就被其他本地工業所取代。[13]
香港黃埔船塢公司壟斷市場20年
香港黃埔船塢公司通過與于仁船塢合併和購下山市船廠及大同船塢，終成為本地船塢業巨頭，其他位於灣仔的小型船塢只能依靠維修小型船隻或轉為經營鑄造廠維生。1882年，香港黃埔船塢公司計劃於紅磡建造另一個船塢，並由本地著名工程師丹比(William Danby)負責設計及監督工程。新船塢耗資133,000英鎊，當中包括英國政府資助的25,000英鎊，條件是船塢須讓皇家海軍享有20年的優先使用權。因此，這個船塢被稱為軍塢(Admiralty Dock)。新船塢長550呎，備有各種機器，例如75噸承重吊臂及10噸承重蒸氣錘，令該船塢得以壟斷業界達20年。
註釋
- [9]Hong Kong &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 (Hong Kong: Hong Kong &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 1948), p.5.
- [10]《孖刺西報》，1880年6月1日。
- [11]《德臣西報》，1896年6月16日。
- [12]Smith, Carl T. “Wanchai: in search of an identity” in David Faure, Hong Kong: a Reader in Social Histor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2003), p.171.
- [13]James Hayes, Carl Smith, Helga Werle et al., ‘Programme Notes for Visits to Older Parts of Hong Kong Island (Urban Areas), and to Kowloon, in 1974’, JHKBRAS, 14 (1974), p. 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