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與道光年間，紅香爐島上的經濟活動可大致分為三類：農業、礦業和漁業。

島上的天然地質資源花崗岩可以輸出作建築材料，為當地提供了出口貿易機會。

香港政府的漢文秘書郭實臘(Charles Gutzlaff)於1846寫道：「香港唯一的出口產品就是花崗岩，雖然只是常人輕視的東西，仍需要動用許多人力、大量船隻（每艘約70至100噸）以及不少資金。每月滿載內地所需貨物而駛離本島的船隻，幾乎不曾少於百艘……」^[63]

由於本港有這些礦業活動，1841的人口普查報告指出，筲箕灣成為香港島上第二大市集，有1,200名居民，多以採石業為主。其他採石業鄉鎮如大石下有20名居民、土地灣有60名居民，而石塘咀則有25名居民。^[64]

但1841年的普查並未充分反映1841年之前本地人進行的經濟活動。舉例來說，記錄顯示，石排灣村在英國人接管時只有200名居民。但早於康熙年間（1662-1723）的官方記錄指，石排灣為出口熱銷香料莞香（Aquilaria sinensis）之地。莞香在宗教儀式和文化節慶中用於清新空氣。

由於過度採集，令當地的可用資源消耗殆盡，出口活動最終也陷於停頓，石排灣因而喪失作為海港的地位。^[65] 莊士敦（A. R. Johnston）於1844年《香港紀實》（Notes of Hong Kong）中記述石排灣為「似乎曾經是（香港）島上主要海港，且當時比現在更加繁榮蓬勃。」

1841年的普查顯示當時赤柱有2,000人口，因而被視為移交時期香港的首府。但是，由浸信會傳教士羅孝全（J. Roberts）所進行的調查則指當時赤柱人口僅為580人，與普查結果不符。然而，羅孝全的調查明顯較為精確，原因是他同時記錄了赤柱十名中國男性居民當中，就有八個染上鴉片毒癮，反映當時鴉片殃及中國社會的規模與普遍程度。^[66]兩個調查的結果有異，可能是當地漁民季節性的捕魚模式，造成不同時期在岸上生活的居民人數不同。

航運是另一個支持當地產品蓬勃出口的行業。由於出口商全賴船隻將產品運送至市場，在港口兩岸營生的船東因而生意興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