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香港在日軍攻擊和盟軍反擊下，多處地方受到破壞。戰後，香港政府專注於重建及發展海港經濟。
圖1：1956年從香港島遠眺維多利亞港
圖2：1963年從香港島山頂遠眺維多利亞港
圖3：1965年從九龍遠眺維多利亞港
禁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旋即捲入另一戰場 ── 1950年的韓戰。由於中國在韓戰中是北韓的盟友，美國與聯合國因此敦促其他國家對中國實施禁運。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亦嚴格控制出口戰爭物資到中國。
禁運前，香港是中國入口外國貨物的中介，中國是本地航運業的主要貿易對象。另一方面，香港須依靠中國的食品供應，例如牲畜及乾貨等。1938年香港與中國的貿易佔香港貿易總額達40%，可是14年後該份額急跌至只有20%[1]，所涉金額僅為13.5億港元。[2]政府數據顯示，相較1951年，1952年總出入口數字下降了28.2%。[3]因此，禁運政策對香港經濟與市民生活均造成嚴重打擊。
1938至1952年期間中國在香港整體貿易所佔的比率[4]
雖然如此，禁運亦為香港航運工業的發展提供機遇。即使殖民地政府對出口加設諸多限制，香港商人與船東仍能通過不同渠道與中國進行貿易，其中曹文錦與霍英東的成就尤為突出。曹文錦擴展其船隊與航運公司；霍英東則以運送鐵板、汽油與其他物資到內地而成為著名企業家，得到中國政府的讚賞。
香港實現工業化
香港在戰後實現工業化並非單純因禁運所致。由於中國政局與社會環境不穩，大量華人（尤其是上海的工業家）相繼移民香港。這些工業家帶同資金與技術來港重建業務。直到1960年，香港設有超過800家紡織工廠與600家服裝工廠，兩個行業的僱員人數達10萬人，佔香港總勞動人口五分之一。[5]此外，另一較新型工業是塑膠業，主要製造膠袋與雨衣等用品，佔香港製品出口達12%。[6]外國市場對有關產品的需求龐大，大大刺激了航運業的發展。
圖4：1956年貨運帆船在香港工業化早期常被用於貿易活動
香港出入口數字 (1950 – 1970年)[7]
(單位：百萬港元)
自1950年代中期起，出入口數字顯著上升，工業化亦衍生了眾多本土需求。在不同的船種中，蒸汽船及機動船最受歡迎，船塢因而須提升設施，以提高造船能力。同時，由於大型遠洋船隻開始在香港停泊，船塢亦須改善維修設備，以滿足遠洋船的需要。因此，太古船塢與黃埔船塢皆將其設施升級，同時聘用大量勞工，為大量註冊工人提供造船與修船的工作機會，使航運工業蓬勃發展。[8]此外，由於遠洋船進出香港頻繁，保障香港港口的航行安全變得更為重要。港口設施（如航道、錨地與浮標等）須與時並進，進一步促進了海港發展。
圖5：工人於帆船上卸貨是1955年灣仔海邊常見的貨物處理手法
受惠於對航運服務及船隻的龐大需求，香港於1950至1960年代實現了工業化，出口貿易蓬勃發展。下圖顯示在這段期間進入香港的船隻數目及噸位。自1950年代初期起，在中國政局不穩和禁運的影響下，船隻數量以至噸位皆有所下跌。其後，各種工業開始發展，有關數字才急速回升。[9]由於航運是運送成品到海外市場的重要途徑，此上升趨勢亦顯示出航運業對香港實現工業化的貢獻。
（數據取自1949至1966年的海事處周年報告）
註釋
- [1]李宗文：《香港進出口貿易手冊》，中卷（香港：工商觀察社，1954），頁2。
- [2]盧受采、盧冬青：《香港經濟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2），頁199。
- [3]經濟導報社：《香港經濟現況與出路》（香港：經濟導報社，1953），頁2。
- [4]李宗文：《香港進出口貿易手冊》，中卷，頁2。
- [5]賀弘景：《香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頁162。
- [6]盧受采、盧冬青：《香港經濟史》，頁209。
- [7]同上，頁212。
- [8]T. N. Chiu, The Port of Hong Kong,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94.
- [9]Marine Department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1949-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