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越來越多歐洲人抵達華南進行貿易，到清朝中期，國外的強勢海事能力已明顯對中國帶來極大威脅，迫使清廷加強始於明朝的沿海防禦工事。
1394年，明朝洪武帝下令廣東沿海成立防禦海盜的綠營兵團，由副使統領。[38] 為此，香港撥歸東莞管轄。[39] 當時建造了兩座具有雙層護牆的城寨，一座在南頭，另一座在大鵬，各有數百名士兵駐守，負責防衛陸上及海上安全。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實施的廣東海防制度將香港地區劃入「中路」範圍，因此香港被視為省會廣州的前線堡壘，具有相當重要的戰略地位。[40]
其後官富巡檢司於東九龍軍事基地建成後，將香港地區納入其防禦範圍，並有50名弓箭手駐守。[41] 其他的海防基建，包括烽堠等，則建於沿海重要的戰略地點。[42]
除了陸上的防禦工事，水師軍力也加入部署並納入防禦系統。香港附近海域由部署在大鵬的武裝帆船進行巡邏。自葡萄牙人登陸澳門後，明朝政府加強香山的水師戰力，以監視外國人的一舉一動。香山的水師可以巡邏珠江口，在大嶼山的大澳和大軍「會哨」。[43]
明朝末年，南頭和香港地區不再隸屬於東莞，而是升格成為一個獨立的縣，名為新安縣，並以高牆堅磐的南頭城為新縣的縣治，此行政架構一直延續到清朝。香港海域的水師巡邏隊由大鵬派駐，而屯門地區則由南頭派遣的帆船守衛。[44]
1810年，清廷平定盤據在東涌的海盜後，發覺從西大嶼山到大鵬的航行距離太遠，水師巡邏隊難以發揮效用，於是決定在東涌另築兵房，名為大鵬右營。該建築至今仍然存在，亦稱「東涌炮台」。[45]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澳門的防禦事務備受朝廷關注，清廷並未忽略三角洲地區東岸的重要性。1836年，當英國商人以及鴉片販賣的問題一再出現，官方即加強三角洲東面的防衛，建立了五個重要的營汛，分別為：鹽田汛、沱濘炮台、九龍炮台、紅香爐水汛及大嶼山炮台，全部由大鵬營負責管理。[46]
自1730年陳倫炯的《沿海全圖》使用「紅香爐」一詞，現今的香港島便被冠以「紅香爐」之名。直到1841年，「紅香爐」這名字一直廣泛在地圖及文件中使用。
文獻記載顯示，香港自嘉靖年間（1796-1820）已有汛站存在，[47]但直至道光年間（1821-1850），「水汛」一詞才被特別強調，和一般的「亭步汛」有所區分。
香港的汛站一度稱作「營汛」，其地位更形重要，且支配更多資源。正因如此，負責佛堂門至急水門之間重要水路的巡邏任務船隻，並非從大鵬營派出。根據《廣東通志》記載，紅香爐水汛有軍人駐守，包括一名軍官千總與一名外委，除此之外，還配有可用來進行巡邏任務的米船。[48] 由此可見，香港是其中一個在珠江口東岸規模最龐大的外島汛站。
在地圖中，紅香爐水汛繪有圍柵，防禦線之內有公共建築物、烽堠與哨兵高塔各一座。相較東北面鹽田汛的設置，圍柵內並無公共建築物；再往北面，位於鐵江塘的汛站則無任何烽堠設施。由此可見，紅香爐水汛作為一個防禦、行政與水汛之地，都較其他汛站更為完備。
圖1：《廣東沿海統屬圖》顯示沿海的紅香爐與其他汛站。
水汛肩負多種任務，包括調節海上運輸交通。就這項功能來看，紅香爐的地位更顯重要，因為其位置橫跨廣州與北方各省間的主要沿海交通水路。汛站官員會查問來往船隻的航行目的、船上貨物性質、稅務文件以及乘客與船員名單。清初頒下聖旨，鼓勵官員搜查違禁貨物，成功攔截非法貨物者，可得到等同於沒收貨品一半價值的獎賞。[49]
此外，汛站也發揮海關檢查站的作用，負責為當地居民擁有及營運的船隻發行通行證。[50] 汛站同時也是巡邏站，其船隻定期於週遭水域進行巡邏。有海事意外發生時，水汛亦會成為救援中心。[51]
儘管其重要性極高，紅香爐水汛仍由大鵬營的水師提督直接統領。
清朝初期，為增強廣東的沿海防禦系統，官方採取了多項積極措施。雍正年間，官方於大鵬興建一座兵工廠，並於乾隆年間新增一座彈藥庫。[52] 只可惜清末時朝廷財政緊絀，以致用作建造與維修水師船艦的經費有限。[53]
海盜張保於1810年歸降時，大部分船艇（約200艘以上）迅速被沿海各水師駐站瓜分，以補充原來不足的戰力。[54] 至道光年間，大鵬營的船隊只由三艘「大米船」、兩艘「中米船」和兩艘「撈繒船」組成；而其位於東涌的分支大鵬右營則有兩艘「大米船」、兩艘「中米船」和一艘「撈繒船」。也就是說，只有九艘裝備不全的帆船和三艘小型近海舢舨負責巡邏及維持沿岸地區（包括大鵬灣至珠江三角洲的離島）安全。[55] 與此同時，外國商人利用速度可輕易超越政府船隻速度的特製「快蟹」划艇，將鴉片走私到中國賺取暴利。因應這些非法海運活動，大鵬營指令東涌的船艦，集中巡邏大嶼山北邊海面的急水門至屯門一帶。[56]
圖2：西方畫家描繪東涌海戰中的「米船」。
圖3：圖片描繪用作走私的「快蟹」划艇。
有關紅香爐水汛在香港島的確實位置，《廣東圖說》指該水汛位於島嶼的東方。[57] 1841年5月15日出版的《香港轅門報》公布了一些重要的人口統計數據，顯示島上最大的城鎮為赤柱（Chuck Chu[58]，今英文名稱為Stanley），有2,000名居民，其次為擁有1,200名居民的筲箕灣。在較小型村落之中，有一個名為紅香爐的村莊，只有50名居民。本地學者發現一塊1868年的石刻記錄了銅鑼灣天后廟的重修工程。[59] 根據該石刻記載，該廟原名「紅香爐天后廟」[60]，表示該處定必靠近或甚至可能是紅香爐水汛的一部分。與大多數臨海而建的天后廟不同，該廟坐落在山腰上，正好是一個視野絕佳的制高點，可俯視觀察港內船隻。大殿內懸掛著一個1727年（雍正五年）製的青銅大鐘，凸顯出「紅香爐天后廟」的悠久歷史，該銅鐘也是香港最歷史悠久的文物之一。
圖4：《廣東圖說》指出紅香爐水汛位置。
註釋
- [38]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101。
- [39]王崇熙：《新安縣志》，頁26。
- [40]盧坤、鄧廷楨：《廣東海防彙覽》，卷二，輿地一，險要一，頁31。
- [41]盧坤、鄧廷楨：《廣東海防彙覽》，卷六，職司一（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頁196；胡宗憲：《籌海圖編》，卷三，頁5；茅元儀：《武備志》，卷213，頁6。
- [42]靳文謨：《新安縣志》，卷八，兵刑志、墪堡之南頭寨條。
- [43]嚴如熠：《洋防輯要》，卷二：「…香山協副將與吳川營都司會哨於廣海大澳，龍門協副將與海口營參將會哨于白沙，其總巡以及各營分巡定期會哨」。
- [44]王崇熙：《新安縣志》，卷十，經政四、兵制。
- [45]盧坤、鄧廷楨：《廣東海防彙覽》，卷32，方略21，砲臺二。
- [46]梁廷枏：《粵海關志》，卷二十，兵衛；王崇熙：《新安縣志》，卷十，經政四、兵制。
- [47]蕭國健：《清代香港之海防與古壘》（香港：顯朝書室，1982），頁2；王崇熙：《新安縣志》，卷十一，經政略、大鵬所防守營條。
- [48]阮元：《廣東通志》，卷175，經政略，兵制三、大鵬營條。
- [49]梁廷枏：《粵海關志》，卷十七，禁令一，〈苛勒之禁〉。
- [50]阮元：《廣東通志》，卷124，海防二：「所有器械，俱須鑿鏨船户姓名，號數，開載照票，税關先驗州縣印照明白方許給牌，如有言給照州縣給照之例處分，汛口盤查掛號，文武官弁疎縱及勒索者，發覺俱降二級。」可見汛口亦擔當海關之掛號任務；盧坤、鄧廷楨：《廣東海防彙覽》，卷33，方略二十二，保甲：「乾隆21年，…沿海州縣指各港小漁船隻逐一徹底清查，換給印照。…書交營汎收執」。
- [51]Wang Gungwu and Ng Chin-keong ed., Huang Guosheng,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in Transition, 1750-1830’, in Maritime China in Transition 1750-1850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4), pp. 169-189. (西安被列為廣東海關其中一個海關站，而當時從廣東到福建和其他北方行省的沿海貿易，從1750年後逐漸興盛，於是成立了部分專門負責沿海貿易的海關分站，但並未留下任何分站名稱的記錄，我們可以假設紅香爐位於沿海貿易的重要北向航路上，故應扮演此海關網絡中的主要角色。)
- [52]阮元：《廣東通志》，卷130，建置略六。
- [53]盧坤、鄧廷楨：《廣東海防彙覽》，卷11，財用二，積貯：「玆據奏稱該省添做米艇，配製炮械及添撥弁兵，修理舊船，給發口糧等項，需費繁多，所有留粵支用之鹽關盈餘及武職空缺養廉、田房税羨各項银両，支用不敷」。
- [54]梁廷枏：《粵海關志》，卷二十，兵衛十四。
- [55]梁廷枏：《粵海關志》，卷二十，兵衛四十二。
- [56]同上。
- [57]《廣東圖說》，卷十三，新安七：「香港島舊有居民數十户，東有紅番爐汛，東南有赤柱汛」。
- [58]赤柱之英文名稱於1845年3月13日由Chuck Chu改為Stanley。請參見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 Kong Gazette, 15 March 1845.
- [59]科大衛等編：《香港碑銘彙編》，第一冊（香港：香港市政局，1986），頁129。
- [60]James Hayes, ‘Hong Kong Island before 1841’,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JHKBRAS), 24 (1984), p. 127.
